殊荣

刘伯承：1892－1986。1958年的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，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已经66岁的他，不得不一边住院治疗，一边准备检查材料。当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他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时，全场热烈的掌声延续了半分钟之久，许多人眼窝里贮满了泪水。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“残废军人”，是军委的“编外参谋”。他身在北京，心系前线，几乎把作战部队可能遇到的问题全都想到了。他与4位元帅在西山会晤，聚在一起谈到深夜，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，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。他的病情被误诊，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，周恩来迅速作出重要指示。

1.创办军事学院

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径情直遂的。

正当刘伯承领导军事学院不断前进的时候，1958年开展的所谓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，使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，也使军事学院乃至全军的军事训练遭到严重的挫折。

这场斗争从军事学院开始，进而涉及军队各个院校，并蔓延到各部队和机关，使全军的军事训练走了一段大的弯路，从而大大延缓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、现代化建设的进程。

1956年２月，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，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“秘密报告”。当时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，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。同时也认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，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。因此，中共中央坚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正确立场，同时又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，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。

４月５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的编辑部文章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》。

４月25日，毛泽东主席发表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重要著作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。同时，也提出了“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”向外国学习，“不能盲目的学，不能一切照抄，机械搬运”。并明确地指出“学术界也好，经济界也好，都还有教条主义”。

６月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等五个文件的通知，要求全党认真学习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、《反对党八股》、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、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》等５篇文章，“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，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，克服学术研究、报刊宣传、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、宗教主义和党八股。”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。

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，就是在上述国际、国内背景下开始的。

在中共中央和总政发出通知之前的５月，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，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，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。

８月，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“八大”预备会议，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，明确地表示：“我们学了５年多的东西，总算有了几条，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（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），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。在学习五个文件中，反主观主义（即教条主义与经验），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。”

９月４日，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，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。他说：“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，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肯定哪些是对的，就继续发扬；否定哪些有错误和缺点的，就改正。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，作过火的斗争……如说有错误，那是院长、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。”

由此可以看出，刘伯承对于反对实际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，态度是明朗的、诚恳的，是实事求是的，也是勇于承担责任的。

从９月１０日开始，军事学院党委学习五个文件，进行思想整顿。１０月上旬，刘伯承在出席中共“八大”会议之后，回到南京，主持召开了院党委扩大会，总结检查全院工作，并召开战役系学员座谈会，听取对学院工作的意见。

当时，学员反映比较强烈、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：一个是“６小时一贯制”的课业制度，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，吃不消；一个是“三堂会审”的考试制度，感到太紧张，太严格。当初，刘伯承坚持制定这两项制度，出发点是对学员严格要求，让学员学得更多一些、更好一些。他考虑，学员都比较年轻，大部分在３０岁左右，应该让他们多学点东西，这于国防事业，于他们个人成才都有好处。后来，在执行过程中，由于学员们一再提出意见，刘伯承曾多次派人到地方高等院校调查，不断加以改进。例如，在上午４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，解决“吃不消”的问题。这次，根据学员们的意见，对这两项制度又做了更大的改动，把“６小时一贯制”的课业制度改为８小时学习制，在考试方法上，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。还对教材内容、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，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。

类似这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在所难免的，一经发现，也是能够很快纠正的。关键是要有个实事求是的态度。在院党委和刘伯承的领导下，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的初期，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，正是坚持了这种态度，所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，加之６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，６４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，脑子、眼睛都出现病症。于是，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，并建议由陈伯钧代理院长，钟期光代理政委。

１１月６日，刘伯承赴上海就医。临行时，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：“看来，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喽！”

治疗过程中，刘伯承仍念念不忘军事学院的工作。他拖着病残的身体，多次给院党委和陈伯钧、钟期光等人写信。在信中，他或提议：“战史系的训练计划，必须靠我们本身根据目的、对象作出，不要多靠顾问”；或嘱咐：“对《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》一书，请组织翻译，准确译出，我可作校正，这于国防事业的研究太重要了。”

早在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初，他曾应苏联红军的邀请，与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人一起，赴苏联参观苏军“在使用原子弹条件下作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”。在整个演习过程中，他看得十分仔细认真，对一些有疑问的地方还直接用俄语向苏军有关人员询问。因为他感到，自从１９４５年美国在日本长崎、广岛投掷原子弹以后，原子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，对未来战争必然产生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影响。回国后，他给军事学院的全体教研人员和高级系、战役系的学员做了长篇学术报告，介绍苏军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状况，阐述在原子化学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，强调在原子化学条件下作战，尤须加强集中统一指挥，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、政治素质。他还把从苏联带回的这本《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》一书及其他一些资料交翻译室，让他们翻译出来。由于各种原因，这件事一直没有完成。这时人在病床上突然想起来，就立即写信催促。拳拳之心，可叹可钦。

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封信中，他又就开展学术研究，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等项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。他指出：“科学研究在军事上，若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出发，即从适应现代国防要求出发，我们似乎应着重研究‘战史’，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持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。同时，我们似应着重研究我们所学现代战争在原子化学条件下的战役战术。以上两种研究又必使之结合起来，以求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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